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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6-05-0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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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教女法师--《隆莲法师传》3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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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没钱我也愿意干”
解放后，政府组织各寺庙的僧尼参加生产，号召大家用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。爱道堂在监院能潜师的带领下，将历年积蓄集腋成裘，成立了爱道堂纺织生产组，纺纱、捻线、织布，然后背到街上去卖，形成了一条生产线。女众们自食其力，维持着爱道堂平静的生活。
因能潜师善于管理，爱道堂的生活井然有序，一些外地没有依靠的比丘尼也投靠到了爱道堂，爱道堂一时兴旺起来。
但要隆莲去纺纱织布，不要说大材小用，也实在是难为她。但她又不想沾大家的光，什么事不做呆在那里吃闲饭。
这时候，隆莲早年在佛学社听经时认识的一位大学教授张怡荪先生找到了她。这位张教授刚刚出任了四川大学文科研究所的所长，准备着手编一本《藏汉大词典》，以填补藏汉文化交流的空白。他很了解隆莲的才学，就想聘请她到四川大学文科研究所去，参加中国第一部《藏汉大词典》的编写工作。
隆莲欣然同意了。
隆莲当时参加此书的编写，应当说是最恰当的人选。她不仅通晓藏文，还有较高的佛文化修养。而这部词典最主要的作用，就是帮助人们阅读藏传佛教的经文典籍，其中的宗教词汇量很大。
但有的人因为与张怡荪教授个人之间有矛盾，就借隆莲之事非议张教授，说他竟然请一个和尚来编书。
其实很多人对“和尚“这个词都没有真正理解。在佛门中，并不是所有的出家人都可以称之为和尚的。“和尚”是从印度话音译过来的，它的意思是“亲教师”，就是亲自指导之老师。（如果不是亲自指导，就称为法师。）能称和尚的，必须是有很高学问的比丘。一般来说，一个庙里只有一个和尚。而对有很高学问的比丘尼，则称之为“尼和尚”。
但在民间，和尚这个词已被通俗化乃至戏谑化了.从一些民间歇后语和谚语中就可以看出来,诸如“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”, “外来的和尚好念经”, “三个和尚没水吃”等等。这可能也是中国佛教成为世俗化的宗教的一个印证。
尽管张教授亦是个佛教徒，非常了解隆莲的常识见解，知道隆莲并非人们一般观念里的那种和尚，但他无法去向每个人解释。面对世俗的力量，人们通常只能妥协。
张教授一时有些为难。一方面他非常希望隆莲能继续参加。除了她的常识外，他还知道隆莲当时一点儿生活来源都没有，生活很清苦。能参加编写词典的话，也好有一份微薄的收入。但另一方面，他又不愿听别人说闲话。
于是他问隆莲是否愿意脱掉僧衣？如果她愿意脱掉僧衣的话，马上就可以给她一个副教授的位置。以她的才学，这是没问题的。成了教授，再参加词书的编写工作就名正言顺了。
隆莲婉言谢绝了。她怎么可能因为想参加工作而改变信仰呢？而且以她的性格，你们越是嫌我是出家人，我就越要做个出家人。她对顾虑重重的张教授说，编这样一本书是弘扬佛教的大好事，没钱我也愿意干。我就帮你的“干忙”。干忙是四川话，意即白帮忙。
张教授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
而那些反对的人一听到这话，真的就停发了她的工资。他们想看看这个女和尚是不是在说大话。但隆莲果真坚持着没有走，一直在文研所里“帮干忙”。
爱道堂的女众们听说了，都纷纷表示愿意支持她。能潜师说，你放心去编书吧，有我们吃的就有你吃的。
这样，隆莲就在不取分文的情况下，一直坚持参加辞书的编写工作。
但由于种种原因，这部词典编好之后却没能及时地出版，迟到1985年才由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。而此时，张怡荪教授已经去世了。他没能等到这一天。这部巨著约350万字，收入辞目达5万多条，是一部供人们阅读藏文典籍、了解藏族语言和日常生活，研究西藏文化的大型综合性工具书。收词范围广，解释详略得当，学术价值和使用价值都很高。
事隔三十多年，隆莲手抚《藏汉大词典》这部巨著，回忆与张怡荪教授共事的时光，不仅感慨万千，挥笔写下一首七绝，以寄托自己的哀思：
逻沙远读会盟文，
艳说搜奇郭景纯。
惆怅曲终人不见，
鸿篇高映雪山曛。
逻沙是拉萨的古名。会盟文，即唐蕃会盟碑。郭景纯，即东晋的郭璞，为《尔雅》作注解者。隆莲以郭景纯比张怡荪教授，称赞其为藏汉文化交流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书出之后，有关方面大概记起了当初曾参加写作的隆莲，寄了200元钱给她。隆莲拿到钱后，想起种种往事，不由地百感交集。她马上将这200元钱，转赠给了残疾人基金会，同时赋诗一首：
薄参藏典贡微劳，
宠荷人民皕贝褒。
移馈杏林培寸壤，
扶伤犹愿献刍荛。
文史馆馆员
解放初期，国家为保护人才，决定将那些老弱贫困的学者先生们，都集中到文史馆去，给予优厚的生活条件，以使他们能继续发挥特长，为民服务。于是在1953年春，隆莲也和一些宗教界著名人士一起，被政府特聘为四川省文史馆馆员。
隆莲从此有了一个拿薪水的单位，生活有了保障。直到今天，她仍是这个单位的人。对隆莲来说，做一名文史馆的研究员可以说是名副其实，她本来就是个既通文又懂史的学者。但作为出家人，她还是深深地感受到了共产党对宗教人士的关怀。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，哪里有过出家人有固定收入的呢？
当时给她定的工资是90元，在五十年代，可就是高工资了。隆莲本就是个对钱财不在意的人，她长期吃素，一个月的伙食费只需几块钱。她就将母亲接到了身边，同时也将定静师的生活负担起来。很长一个时期，她们三个人都住在一起。
隆莲到文史馆后，除了参加馆里统一组织的政治学习外，其主要的工作，是研究古诗词。这恰是她的特长。经年积累的常识，终于有了用武之地。
馆长刘孟伉是个既有学问又有传奇色彩的人，在他的领导下，隆莲专事杜诗的研究。
隆莲对杜甫的诗一直就比较喜爱。那个时期的潜心研究，更使她加深了对杜诗的理解和认识。隆莲觉得杜甫虽不是佛教徒，但他对民众疾苦的深切关怀，是与佛家思想一致的。正是这一点，深深地感染和打动了她。她写下了数十篇杜诗白话解。可惜的是这些资料尽在文革中遗失了。
初次进京
虽然在文史馆不愁吃穿生活安稳，且每日能静心地做学问，研究自己喜爱的古诗词。但作为一个热爱佛学的出家人来说，最渴望的，还是对佛学的研究。
可是那时候，成都几个比较著名的大法师，都相继离开了。
先是能海老上师去了北京。一解放能海法师就去了北京，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和全国人大，之后被选为代表。1952年，他与一些佛教界大法师一起，在北京的通教寺召开了中国佛教协会发起人会议，1953年，中国佛教协会正式成立了。能海法师当选为副会长，留在了北京。
其他的，如喜饶嘉措大师、法尊法师，也都去了北京，在中国佛教协会任副会长。这使得隆莲也很向往北京。
特别是当她听说能海老上师去北京后，仍经常去各地讲经，还率弟子上五台山开荒，在清凉桥重建律宗道场，内心很是钦佩和羡慕，她很想再次聆听能海老上师讲经说法。在隆莲看来，自己跟能海老上师学得还很不够，还差得很远。她知道密宗不似净土宗，简单易行。密宗讲究修持，是难行道，不多跟着师父听讲受教是学不到家的。
机会终于来了。1955年，隆莲被增选为中国佛教协会的理事，上级通知她去北京参加理事会。
当时全国上下正在搞“肃反”运动，风浪也波及到了宗教界。一些人劝她最好不要去，免得惹麻烦。但隆莲坚持要去。她已经长久没有听老上师讲经说法了，如干涸的秧田需要雨水一样。她坦然地说，我不过是个出家人，怕什么？
请示宗教局，宗教局的领导说，她要去就让她去吧。
这样，1955年秋天，隆莲生平第一次来到北京。
果然，北京的政治形势挺复杂，佛教界也没能成为清净之地。在一次会议上，有人借当时的一些事端向能海法师发难。在场的隆莲听了，觉得那些人说的全都是不实之词，就勇敢地站出来为老上师说话。
从小受传统文化的浸淫，使她的性格中刻上了是非分明、刚正不阿的印记。
她的正直坦荡，敢说真话，给与会的许多大法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他们都非常赞赏她的言行。
正是这次的北京之行，使她再次聆听了能海老上师、喜饶大师和法尊法师的讲经说法，终于了却了一桩心愿。
但她仍渴望着能再次上北京，并且到五台山去，跟随能海老上师修行，随时聆听老上师的教诲。

学习隆莲法师的签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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